机要员把那封电报递上来的时候，任弼时正忙着在湖南桑植一带布置第二次反“围剿”。他接过来扫了一眼，署名只有一个字：豪。内容更短：弼兄，我们已到陕北，密留老四处。1935年9月29日的这十几个字，搁在平常不算什么，但它走的是明码。 明码就是不加密，发出去敌人只要有耳朵就能听见。在红军长征那种环境里，用明码发电报，等于举着火把走夜路。发报的人不是不知道风险，是没得选，事情要从几个月前说起。 1935年6月，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，决定分左、右两路北上。率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拒不执行命令，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，提出“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，企图分裂红军。9月9日，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，决定单独率右路军中的红一、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。 麻烦出在密码本上，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张国焘和左路军一起行动，红军总部及其通讯的电报密码，落进了张国焘手里。没有密码，北上的部队与红二、六军团之间的加密电波，就这么断了。 红二、六军团那边，几个月呼叫都没有回音。据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龙振彪回忆，6月22日他们长时间收听和呼叫，没有听到对方回音，以后几个月也如此。周恩来手里没有密码本，想恢复联络，只剩下一个办法：用明码，把该说的话压缩到最少，让任弼时自己去解。所以那十几个字，每一个都在躲子弹。 “豪”是伍豪，周恩来的化名；“老四”是红四方面军。整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已经到陕北了，但密码本在张国焘那里，我这边没法跟你正常通密电。他没有在电报里骂张国焘，也没有说“快跑”。明码电报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字，都可能变成敌人手里的情报。 任弼时和贺龙收到电报，喜了一下，紧接着又紧了一下。喜的是终于有了中央的消息，紧的是，这封明码电报也可能是敌人伪造的。当晚，两人联名用密码回了一封：你们现在何处？久失联系，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，以证明我们的关系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周恩来没有密码，他收不到这封密电。而拥有通信密码的红军总部电台，收到了。 第二天，任弼时、贺龙收到了署名“朱张”的复电。电报准确列出“你们省委弼时书记，贺龙、夏曦、关向应、萧克、王震等委员”。这是任弼时、贺龙第一次收到署名“朱张”的电报。“朱”是朱德总司令，张是任命的总政委，来电又是密码，身份验了，关系似乎接上了。 但电报里对红一、四方面军已经分头行动这件事，只字不提。张国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：让红二、六军团以为与中央的电信联络已经恢复，让他自己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号施令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红二、六军团给上级的电报，包括部队行动的请示报告，都是发给朱德、张国焘的。任弼时没有完全信，但他从这封回电里确认了一件事：红四方面军在甘孜方向。 往西走，就是朝着红四方面军的位置靠过去。1935年11月4日，在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，决定向石阡、镇远、黄平地区实行战略转移。11月19日，红二、六军团分别在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，当晚开始战略突围。当时部队并不知道，这一走，走了七个月，走了五千多里。 1936年1月27日夜，转折出现了。红二、六军团电台正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，军委台总队长王诤捕捉到了信号。当长电报发到400字时，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十分钟。趁这个间隙，王诤开机用明语呼叫。 因为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不同于四方面军电台，引起了值班员龙振彪的怀疑，他当即问道：“你是何台？”王诤答：“我是总队长王诤，奉命与你们联络。请阎知非队长上机，有重要事要谈。”双方用英语和明码通话，与红二、六军团的联络终于接上了。但真相仍被拖着：原有“豪”字密码本由朱德带到红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控制。 红二、六军团继续西进。1936年4月巧渡金沙江，4月底翻过玉龙大雪山到达中甸，随后分成两个纵队向甘孜前进。真正的谜底，直到1936年7月才被当面揭开。6月22日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的普玉隆。6月30日，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率领的左路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县绒坝岔，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。7月2日，红二、红六军团齐集甘孜，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，并在甘孜县城郊举行会师大会。 会师大会上，朱德讲了一句话：“这里不是目的地，我们要继续北上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像普通的鼓励，但在场的任弼时听出了分量。会师之后，他找到朱德和刘伯承，当面一问，九个月前那封明码电报背后的整张图才拼完整：周恩来的电报是真的，密码确实在张国焘手里。 任弼时还做了一件关键的事，他从张国焘处要来了密码本，立即同中央沟通联络。随后中央发来三份重要电报：第一份授予红二、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番号，任命贺龙为总指挥、任弼时为总政委，除红二、六军团外还辖原红九军团；第二份由任弼时亲自解译；第三份是关于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。 7月5日，根据中革军委命令，红二、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，贺龙任总指挥，任弼时任政治委员，萧克任